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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《在人间》的剧情主要讲述的是阿廖沙1871年到1884年的青少年时期生活。

    这段时期他为了生活，只能一边与外祖母卖野果糊口，一边当绘图师的学徒、洗碗工、圣像作坊的工人等。

    应该是详细查阅过资料，外加采风时做过这些工作，北川老师笔下的那个时代惟妙惟肖，风俗人情和典型特征都非常动人”

    谈论起《在人间》，伊戈尔就有些止不住话匣子，赞美的话语一句接着一句，宛如滔滔洪水般连绵不绝。

    “那不是好事么？这种严谨而认真的创作行为更值得表彰和提倡啊，让我们的文学家们向他学习难道不好吗？”

    弗拉基米尔越听越迷糊。

    既然这那么好，为什么还可能没法在《新世界》上见刊？

    “问题是，里有非常多的剧情聚焦在当时底层人民生活的严峻和黑暗上。

    第一部《童年》，故事主要发生在外祖父的小作坊和家中，是以小见大的群像式写法，虽然有意无意书写着农奴制度改革时期底层民众的生活艰苦，但至少没有多少正面描写。

    第二部《在人间》完全不同。

    北川老师把故事的舞台设置在人来人往的下诺夫哥罗德，阿廖沙在这个‘人间’里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，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‘不平事’。

    我能感受到，北川老师字里行间都在批判沙皇专制制度”

    沙皇专制制度，是指莫斯科公国一种形式的独裁，在这个政治体系下，所有的权力和财富分布被沙皇一个人所控制，类似隔壁的封建制度。

    但与隔壁不同的是，即便这个制度早已被推翻和取代，可沙俄国内还一直存在着大量支持它的拥趸。

    这批人以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、沙俄贵族、亲隔壁反美者为核心，在沙俄各界的影响力极大。

    沙皇专制制度的核心是沙皇本人，具有绝对的权威，享有无限制立法、司法、行政权力，他也被认为是所有臣民的父亲。

    此外与西欧不同，沙俄没有政教争权问题，这也是那些支持者坚定认为西方政权体系不适合沙俄的最主要原因。

    它的主要倡导者和理论家还包括世界级文学家杜思妥耶夫斯基、尼古拉·卡拉姆津、阿克萨科夫等。

    这些文学界的先贤早已离世，但他们的传人和后人还活跃在沙俄文学界。

    《在人间》如此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，并毫不避讳的进行批判，势必会引起这些人的大肆反对。

    《新世界》背靠的沙俄财团里有不少这个制度的拥趸和受益者，和它相关联的文人集团也基本传承自杜斯妥耶夫斯基他们。

    《童年》里有这个问题，但问题不大，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没人会和金钱过不去。

    可《在人间》直接把问题摆在台面上说，外加瑞典文学院的那次公开课，北川秀又直截了当抨击了另一大西方势力“白左群体”。

    伊戈尔是真担心稿子会被《新世界》扣下来，或者干脆进行大幅度修改后再发。

    “北川老师希望我能继续翻译，还把自己的手稿寄给了我。

    这是因为他足够信任我，那我也得肩负起这个责任才对。”

    伊戈尔不让阿列克谢过早去通知编辑部，只是简单说了下这个问题，以及他的翻译难度。

    在弗拉基米尔这儿，他才原原本本把问题的严重性给说了一遍。

    “听你这么说，我甚至觉得最符合出版资格的《现代人》可能也接不了这个烫手山芋。”

    弗拉基米尔面色凝重，明白了伊戈尔的顾虑和担忧。

    至于对方为什么会找上自己。

    因为他恰好是实权人物里最有可能帮到这本书，也最有立场和理由帮忙的那个。

    弗拉基米尔和大多数的沙俄权贵不同。

    他出身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，母亲是名工厂女工，父亲则在海军服役过。

    初高中时期，他的理科成绩很一般，但文学和政治成绩非常好，这也是他非常热爱文学的原因。

    从特工转型为政客后，弗拉基米尔一手打掉了多个沙俄寡头，将那些尸位素餐的家伙们一个个送进了监狱。

    他之所以能身居高位的同时干这些利民利国的事，全赖他有过类似阿廖沙的童年、青少年经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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